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主要是立法法予以规定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主要是各地的地方性法规予以规定的，行政法规、部门和政府规章的制定程序主要是行政法规予以规定的，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民主立法是共性与个性并存的立法程序，很难用统一的标准衡量和要求各种立法的民主情况。

既然托克维尔的成功源于比较，那么，笔者的这篇注疏要获得成功，就不能只看托克维尔的文字，而是要把托克维尔的论述，要把美国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相比较，才可能为这篇用汉语表达的注疏赋予意义。托克维尔作出这个判断，也许是断定：君主作为政治权威发出的召唤，对法学家构成的吸引力，实在不是法学家能够抗拒得了的。

而从习惯和爱好上来说，又属于贵族。【关键词】托克维尔/法学家精神/论美国的民主 法学家是一个常见的概念，法学家精神则不然。一般说来，法学家说什么、不说什么、怎么说，法学家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做，实际上都是某种特定的法学家精神的外化。那么，当代中国的法学家精神是什么呢？从实然的层面上看，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对祖先留下的东西进行修修补补，只发展祖先的思想，只完善祖先的业绩。

尽管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疑难，法学家精神依然是一个颇有意义的问题。这对于专制政府的政治正当性，无疑会产生较大的支撑作用。这个问题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些地方有搞区际共同立法的愿望，但又有顾虑而未付诸行动。

④因此，建议将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作为立法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下来。第二，对于跨行政区划的共同性地方性事务，不同行政区划的地方能否进行所谓区际协同立法。另一方面，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的职权又并不完全冲突对接。②参见刘松山：《立法制定过程中争议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上、中、下)，载《中国司法》2000年第6、7、8期。

宪法和法律都没有规定法院上下级之间具有指导关系，而且，什么叫指导关系，指导关系与领导关系的实质性区别是什么，也很难区分。这个授权决定迄今已有30年，国务院凭借这一授权制定了大量行政法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立法提案权几十年来难以真正实现，有相当复杂的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总结。类似情况在其他行政区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一个省级立法机关能否将自己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授权下一级国家权力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做出规定？由此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立法机关能否将应当由自己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授权同级政府制定规章？建议在修改《立法法》的过程中通盘考虑这些问题。建议通过《立法法》的修改，激活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提案权。制定《立法法》时，对于如何规范授权立法曾经有不少争论，但在诸多方面都没有形成共识，《立法法》最后规范的授权立法只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授权以及对经济特区的授权，而且，这两类授权也是在一片争议声中规定下来的。

举例来说，一个较大市或者不是较大市的地级市，所制定的法虽然多，但内容就那么几条，是否违背上位法，是否破坏地方政令统一，一眼就能看出。二是，进一步明确具体应用法律解释的含义。五是，中国的地域辽阔，情况复杂，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地方性事务的特殊性并不只体现在较大市以上的行政区域，一个非较大市的行政区域情况的复杂性和立法的必要性很可能超过较大市。③参见刘松山：《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4期。

在国外，由议员提出法律案而进入审议程序，是议会立法的基本特点。行政诉讼的规定就是典型：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但是，规章只是法院在审理时参照适用的规范。

是否可以为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法律案设置专门程序，使他们提出法律案不需要经过过于严格的筛选而直接列入常委会议程。比如，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维护法制统一原则，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等等。

如果把法院的这一权力运用起来，对加强立法监督、维护法制统一必将起到巨大作用。注释： ①参见《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载《中国人大》2013年第21期。当然，大幅度扩大法的范围，可能会遇到省、市、自治区的反对，这需要做艰苦的协调工作。所谓具体应用的解释，应当限于在具体案件中运用法律的解释，离开了具体案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均无权解释。实践中，下位法违背上位法的情况并不少见，而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包括国务院甚至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改变、撤销下位法的情况并不多见。而且，由国务院来批准设立较大市，并进而使较大市获得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从法理上能否得到有说服力的论证，也是值得研究的。

但是，这样的立法监督体制效果并不理想。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区分？大概考虑到两个因素：一是，只有较大市以上的地方行政区划，鉴于地方性事务管理的复杂性和实际需要，才有立法的必要。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由《立法法》予以规定，显然更有利于节约立法资源，加快立法速度。

三十多年来的立法实践表明，改革、发展和稳定始终是立法中的主题词，立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始终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2000年制定《立法法》的时候，对于什么样的规范应当纳入《立法法》的调整范围，曾经有过激烈争论。

三是，可否考虑较大市立法的批准改备案问题。实际上，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制下，法院的角色定位，就是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来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在每一个案件纠纷的处理中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根据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的决议，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都有权对法律进行具体应用的解释。《立法法》笼统规定，授权立法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应当及时制定法律。

⑨现在看来，这一问题确实有重新考虑的必要。这些规范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法，但《立法法》在叙述了上述几种法的形式后，也另款给了它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在具体内容中专门对它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做了一些规定。

但是，按照我国的宪法体制，各级法院有权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下各种法的形式是否违背法律进行审查监督。2007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在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和本市地方性法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浦东新区政府可以就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制定相关文件在浦东新区先行先试，浦东新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就综合配套改革做出相关决议决定。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和2014年立法计划，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已被纳入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法律议案的计划。这种情况应否允许存在，是值得研究的。

现在，我们将法的范围划到地方性法规以上，实际有一个认识的误区，即把法的渊源与法院的审判依据混同起来了。现在需要深入讨论的是，什么叫法？什么样的规范才可以称之为法？谁才有权立法？制定1954年宪法的时候，我们认为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在很大范围内获得了国家立法权。实践中，法律制定后还没有发生具体案件，或者不是针对具体案件，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时常对如何执行法律向各下级机关提出指导意见。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对宪法具体条文做出过针对性的解释，极少对违反宪法的下位法公开行使监督职权，根本性原因就是，除了宪法的概括性规定外，对于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具体条件、启动程序以及此后的运转程序，尚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一方面，两机关中，一个是公诉机关，又行使其他法律监督职权，另一个是裁判机关，两者同时有权对一个法律条文进行解释，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现在，1982年宪法已实施三十多年，全社会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充分发挥宪法的作用，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纠正各种违宪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必须充分行使解释宪法的职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必须充分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

二是，进一步规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的授权立法：①是否可以重新考虑对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必要性？制定《立法法》时，有一种意见强烈主张取消对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基本的理由是，经济特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在特区实行的很多政策措施其他普通行政区域也有了，特区已经不特。但是，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虑研究：一是，所谓法，它的实质内容无非是一种分配和调整权利义务的规范，只要这个规范不违背宪法和法律，它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在不同的范围、不同的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都应当受到肯定，很难说它们就有优劣高下之分。

所以，在授权决定中明确授权的具体期限，是十分必要的。但实践中已经出现这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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